殷紫的剪贴簿

    《美国人》可以说是美国一九六零年代性革命和民权运动的一个预示。当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弗兰克被所有的艺术家交口称赞，好像以前说过的关于他的坏话都被忘得一干二净。他成了个天才。而当评论家们拿着放大镜分析他的照片、诠释每个场景和人物的重要性和历史性的时候，他往往无法回答他们关于某个细节的提问。

    这是一场拜见偶像的盛会。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本次讲座的主讲人，理应受得起众多摄影弟子们的这番厚爱，但这显然不是他五十年前可以预料得到的。1959年，美国终于在法国人率先出版了他的摄影集《美国人》（The Americans）之后，出版了这本集子，恶评如潮，以至于第一版只卖出了600本。

    知道李·米勒（Lee Miller）的人其实并不多。这并不奇怪，她在自动结束了作为一个摄影师的生涯之后，便把所有的底片资料都藏在了自家阁楼上，甚至对所有问她索取资料的人撒谎说一切都在战争中遗失毁坏了。她唯一的儿子安东尼·潘若斯（Antony Penrose）对母亲的早年职业毫不知情，直到她过世后整理遗物，才拉开了这个在现代摄影史上的一段传奇。

    鲍威里大街。往西是充满波波风情的SOHO，往东是嘈杂拥挤的中国城。在这条连接着两个不同世界的大道两旁，堆满了饭店酒家用品----灶头、锅碗瓢盆和水池子等，这些店主们对于房产开发商们的秋波毫不领情，誓要在此世代扎根。就在两栋色彩斑驳的旧砖楼之间，在一块曾经是曼哈顿寸土寸金的停车坪上，徒然冒出一栋银灰色的高楼。

    档案，应该是最枯燥无味的资讯累积；摄影，无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数码的还是胶片的，都为档案收集提供图像资料。我们总觉得“眼见为实”，但事实上摄影记录真实，也会创造真实。我们先是习惯了看摄影师们在暗房中制作过的图片，现在又麻木了被PS后的图片。曾经有一个摄影师如此总结他的作品，“All you see is true, but nothing is real”。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初春早晨，我从纽约第五大道跳上地铁，赶往下东区。那里离SOHO不远，离中国城更近；在新旧商铺错综交叉的鲍威里大街上，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纽约著名的下只角因为当代艺术界的介入而显得兴奋且活泛起来。蔡国强工作室就在相对安静的第一大道上，涂得一片血红的大门在一排灰白暗红的沿街砖楼中显得格外耀眼。

     宝拉·安东奈丽（Paola Antonelli），1994年加入MoMA，自2000年任建筑与设计部门策展人，2007年12月荣升资深策展人。“设计与弹性思维”策展人。

    穿过由狭长的黑色过道，迎面而来的是一扇巨大的银色墙壁。仔细一看，那是十几块小的银色正方形金属板分别固定在七根由地板直插天花板的柱子上，不断开开合合；好像中国古代打仗的士兵正听从将军的指令，把手中的盾牌颇有节奏地调转方向，以抵御敌人的攻击。再往前，一把倒置的大伞犹如参天大树，网状结构的枝型散发着闪烁眩目的绿光，神秘而不可测。

乍暖还寒的曼哈顿，还在冬天的边缘徘徊。穿越摩天大楼盘旋而下的冷风尤其刺骨，街头除了艳黄色的出租车和鲜红色的双层观光大巴川流不息，步履匆匆的纽约人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穿得墨墨黑。

曾经以为，只有儿童读物才是花花绿绿甚至怪形怪状的，因为这样才能吸引孩子们的眼球。而大人们看的书，里应方方正正白纸黑字，无甚噱头。精神粮食嘛，当然更注重实质内容，表面功夫花多了是肤浅的。

自从有了网络和电子书籍，白纸黑字的印刷品就不再是人类阅读的唯一方法了。即便如此，每天还是有铺天盖地的纸张向你飞来：夹带着厚厚广告的各种日报晚报、络绎不绝的宣传单折扣券、地铁公车上的免费报纸、广告比正文还要多得多的时尚杂志，还有书架上你怎么也来不及看的经典书工具书和乘书店促销购进的杂七杂八的书。

五年前我为《艺术世界》写过一个关于ARS01的展览报道，相信没有太多人会记得。毕竟，这个北欧地区最大的当代艺术系列展对于它的主办国芬兰来说，是件大事，并且是在国际艺术界露把脸的良机，可对于大多数中国文艺青年来说，还是相当遥远的。

《改编剧本》（Adaptation）由好莱坞导演斯派克·琼斯于2002年制作完成。电影海报上，尼古拉斯·凯奇的头成了被打碎在地上的花盆，显得怪异诡秘。事实上，这部影片也的确和主流好莱坞电影很不同，连梅丽尔·斯特里普这个向来以好女人形象出现的大腕明星也在片中扮演一个举止疯狂的女作家，和克里斯·库柏扮演的一个盗花贼混在一起，又吸毒又偷情。

尽管弗里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这个名字对于只关心好莱坞大片的影迷来说颇为陌生，他的曝光率也远不及斯皮尔伯格，斯科西斯等大导演。但是作为一名三十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进行电影纪录片创作的导演，怀斯曼被称为“真实电影的祖父”（the grandfather of cinema vérité），“最伟大的纪录片制作人之一”。尤其难得的是，这位为无数纪录片人崇拜敬仰的大师级传奇人物仍然活着；他不仅活着，而且还工作着。

“古老的震惊”－－一个展示十九世纪工业设计先驱克里斯托夫·缀瑟（Christopher Dresser）的展览在纽约上东区的库帕－休伊特国家设计博物馆隆重登场。对于很多普通观众来说，首先吃一惊的大概是－－敢问这位大师到底是谁？

只穿着一条小小的三角裤，艾莉诺·卡鲁奇（Elinor Carucci）光着身子盘坐在家中的红色沙发上，从一堆皱巴巴的零钞中拣出一张张抚平清点。

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底层大堂被100个排列整齐、色彩各异的“小方凳”占据了。它们以十乘十的正方形方阵铺排着，每一只都散发着半透明的淡淡光泽，让人联想起巨型果冻。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四十八岁的迪安·阿比斯（Diane Arbus）在自己家中吞了一把巴比妥盐酸，穿戴整齐地爬入浴缸中，用一把刀片切开了自己的双腕。她留在日记本上最后的词语是“最后的晚餐”，谁也不知道她何所指。

岁末的波士顿已经下了几场大雪，寒意逼人。没想到走进剑桥的楼博戏剧中心，舞台上亦飘着雪片纷纷，足有一英尺厚，令刚刚脱了大衣的观众感觉冷飕飕的。

西元日历上的冬至还没有过，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就被两天两夜的鹅毛大雪“掩埋”了。路边停了一溜的汽车变成了一个个白色的蒙古包，要开车可得费劲“挖、铲、扒”一番。超市里的雪铲销量剧增，电视上的购物指南干脆鼓励市民买雪橇代步代车。

美术馆办大师画展，向来都是腰杆挺直，嗓门比平时响三倍。大师嘛，还怕没人捧场？

在哈佛校园旁边安静的昆西街上，两个小小的展览静悄悄地开幕了。尽管如此，这个学院活动仍然引来了媒体和艺术爱好者的关注，这当然都是因为展览的主角何赛浦－鲁斯·赛特。

当克里斯托夫·瑞克斯还在剑桥大学教书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学生在玩他发明的“瑞克斯宾果”拼字游戏。游戏要求玩家在一个25个方块的格子里填写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人物名字，以猜测瑞克斯下堂课的讲课内容。这些名字大多是鼎鼎大名的文学大师，如丁尼生、赛缪尔·贝克特、菲利浦·拉金、T.S.爱略特……，还有――鲍勃·迪伦。

第一次见叶锦添，他正边吃早饭边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那个女记者问他，“你不介意我这样采访吧？”，他回答，“你不介意我吃早饭吧？”

在《未来电影院》展览的组织者们看来，传统电影就是被关在黑屋子后墙里的囚徒。有了创新思想和技术，这个光与影的囚禁者便冲破了牢笼，在艺术家和计算机的合作下，超越自我，挑战各种各样的“Mission Impossible”。

尽管夏季的芬兰阳光普照，但对于享受白昼的芬兰人来说，令人恐惧的漫漫冬夜却始终如同挥之不去的恶梦，甚至在蓝天下的小憩中悄然而至。

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认为是时候给路易威登换换花样了。这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功地塑造了小顽童“多比先生”（Mr. DOB）的日本人是目前最走红的当代艺术家，他在国际艺术界和时尚界的一举一动，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人们正在为伊拉克的文化遗产遭到掠夺与摧毁而愤怒不已之时，其艺术市场上的生意却一如往常。

2003年度一开春，沙尘暴没来，却来了个SARS，搞得京城里万人空巷。然而如此艰难时世，四月中一场名为“再造798”的活动仍然引来汹涌人潮，川流不息。798这三个简单的数字，犹如接头暗号，在时尚男女的嘴里吐来吐去；你要是不知所云，就被踢出了吃喝玩乐的精英队伍。

大年初四晚上，红夏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除了震耳欲聋的音乐，还有一声莫名其妙的“Hello？”。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声新年的问候，竟然会来自他的偶像――Brett Ande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