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紫的剪贴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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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春三月的华府，仍旧寒意瑟瑟。我在一个细雨淅沥的周四下午不紧不慢往国家美术馆赶去。离我要参加的讲座还有两个小时，得知讲座设在五百人的大礼堂之后，我更是笃定地晃悠开了。一个大多数人正在上班的时间，一个摄影讲座，不至于火爆到提前排队吧？

    事实证明，我又一次低估了首都人民的艺术修养。等我一大圈转回来，礼堂门口的队伍已经从西馆一路排到了东馆，保安正在清点人头，他用手掌在我前面十几人处像切西瓜一样一切，高声叫到，“从这儿往后的人，估计进不去了。你们可以到另一个小会堂看现场录像。”我等一干人群开始低声抱怨，我为自己的愚蠢感到懊恼。环顾四周，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几岁，什么样的人都有。很多中青年看上去就像从事文化或艺术工作的，不少人拿着、背着大大小小的相机。

    这是一场拜见偶像的盛会。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本次讲座的主讲人，理应受得起众多摄影弟子们的这番厚爱，但这显然不是他五十年前可以预料得到的。1959年，美国终于在法国人率先出版了他的摄影集《美国人》（The Americans）之后，出版了这本集子，恶评如潮，以至于第一版只卖出了600本。

     就是这样一个被当年的《大众摄影》（Popular Photography）评为“一个痛恨收养他的国家的，沉闷的人”，作品“毫无意义地模糊、粗颗粒，曝光灰暗不清，倾斜的地平线，整个儿一粗制滥造”，半个世纪后又一次被艺术界奉为先知乃至神明，这事情本身就颇具某种美国特色和精神。弗兰克本人对现在围在他四周一味说好的人很讨厌，对他来说他的照片就像“存在银行里的钞票”，而他自己自一九九零年代起，就陆续把这些钞票捐给了国家美术馆。这一次的展览《看进去：罗伯特·弗兰克之<美国人>》中几乎所有照片都来自弗兰克本人的捐赠，将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巡展。

    提心吊胆地，我们一群坚持到最后的“尾巴”还是挤进了礼堂，这要托福于一批过早放弃而走开的人。在好友策展人莎拉·格林诺（Sarah Greenough）的陪同下，85岁的弗兰克平静入场。他穿着米色毛衣，犹如和蔼的邻居大爷。掌声、快门声、闪光灯顿时此起彼伏，工作人员训练有素地前后奔走，制止拍照行为，我也莫名其妙地拿手机按了几张，明知在此昏暗灯光下，成像一定是模糊不清的，但管它呢，反正大家都像参加派对似的高兴，且带着某种违规的兴奋。

    “谢谢你们过来，”老爷子面对掌声说到，“这次来到华盛顿，我很荣幸。1947年，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来到这里，决定移民美国。”弗兰克语气平和地开始介绍自己美国的生涯，他说话的时候好像嘴里含了个橄榄，虽然口齿还挺清楚，但慢慢吐出来的话语，好像是被打磨光滑了，圆乎乎地一个个冒出来，不像有些艺术家伶牙俐齿、话锋锐利的样子。我不知道年轻时的弗兰克是否就是这么说话的，反正现在的他，看上去绝不像一个沉闷而仇恨的人，更没有社会曾经给予他恶运而怨恨的痕迹。相反，已被冠为大师的他，居然带着令人惊讶的谦逊，好像一个年轻人去见工时一样，开始自我介绍，老老实实，简简单单。

        1953年的弗兰克可是处于极度失望的状态。当他从欧洲回到纽约，几乎是愤怒的。《生活》（LIFE）杂志不喜欢他，其他杂志也不喜欢用他的照片，认为他“过度表现视觉，而非观点”。玛格南（Magnum）图片社的一帮摄影同仁集体排斥他，反对他入伙，这对他来说，更是一种侮辱。玛格南是亨利·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于1947年在纽约创办的，弗兰克后来曾经对布列松有过相当犀利的批评，不知道和这段恶交是否有关。

    好在他还有个好朋友，也就是他的导师——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埃文斯当时很有影响力，他对促成弗兰克后来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奖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正是这三千美金，得以让弗兰克带着家小，开着辆二手车上路拍摄，一路聚集的成果，成就了《美国人》一书。

    “这些年来，我收到很多你的来信，这听上去可不太像你啊。”格林诺女士在给观众读了一段弗兰克当时写给古根海姆的申请信后，转头询问弗兰克。

    “嗯……，但反正是我签的名呀。”他在观众的哄笑声中回答到，“事实上，这封信大部分是埃文斯写的。他在当时很重要，我在帮他拍照的时候，学了很多东西。”接着，弗兰克跟格林诺及观众强调，走这样一个旅程，拍摄美国人的生活，然后成书，的确是他的点子，而非埃文斯的。埃文斯后来给他写的东西就不再有如此好运被重用了，他给《美国人》写的序言，弗兰克最终还是一弃了之，因为它读上去像“学术论文”。弗兰克曾经对别人说过，埃文斯虽然是他的朋友，但是个很傲慢的人，“穿英国制的鞋子，做作，血统对他来说很重要。”有一次埃文斯住院，弗兰克要去看他，他最后勉强同意，但要求弗兰克不许带着他的乌合之众，弗兰克没听懂，埃文斯只好明说，“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我不喜欢那个人。”

    艾伦·金斯伯格，和“垮掉的一代”的其他艺术家和小说家们，恰巧是弗兰克的灵感源泉。杰克·凯鲁雅克（Jack Kerouac），弗兰克的另一个“损友”，《在路上》的作者，给美国版的《美国人》做了序言：“罗伯特·弗兰克，瑞士人，不引人注目，友好；他举起小相机，就把美国哀伤的诗歌给吸到胶片上了，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悲剧诗人之一。”

    弗兰克一开口介绍自己，三分钟之内就说到了自己和“垮掉的一代”的关系，排在他移民美国，娶了第一任画家妻子之后。“‘垮掉的一代’对我有很大影响。能碰到这些人，我心存感激。他们的生活方式，比瑞士更自由的一种活法，对我来说，是一种勇气，很受鼓励。”他说，“我可以做我所感受的东西，慢慢地，相信自己，当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书的点子也就应运而生。”

    一万英里的旅程，从东到西，七百多卷胶卷，两万七千多张照片。这个手持35毫米莱卡相机的犹太人，记录下了形形色色的美国人。“敏捷、神秘、天才、悲伤和以前从未在胶片上看到过的阴影覆盖的场面，奇怪的秘密……，这些画面中的幽默、悲伤、所有一切，和美国特征！”凯鲁雅克是这样在序言中描述弗兰克的摄影的。一九五零年代的美国刚刚赢得战争，富有，正大力鼓吹美国式的生活方式。爱国主义和乐观主义大行其道，弗兰克镜头下所表现的美国，当然要令主流皱眉头。

    “这是一本很简洁的书，真的。”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到，“它什么也没说，非政治化。这些照片里什么都没有。人们说它们充满了仇恨，我从未看到，从未感觉到过。我只是跑到街上找了一些有趣的人而已。好吧，我的确尽找极端了，但那是因为中不溜秋的东西令我乏味。”

    “现在看这些照片，我看不出有什么好争议的。”

原文刊登于《财经·视觉》